（作者简介：来新夏(1923—2014)，萧山长河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学、文献学、方志学等研究。被学界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多次被列入世界名人录。
西兴是他外婆家，小时候曾在铁岭关西兴小学读过书。外婆家在西兴老街花厅开设“周永大南货店”、“周明利米店”两家当时西兴较大的店铺。
2006年来新夏为《滨江区历史文化丛书》作总序，并为七分册封面书名题字。2007年12月回西兴参加“西兴小学建校100周年”活动并为母校题词。
2008年参加在萧山举办的“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应滨江区政府邀请访问滨江西兴。
自2006年以后，来新夏陆续将其收藏的各类杂志、著作600余部（册）全部无偿捐献给家乡，体现了他厚报家乡的拳拳之心。
在萧山建有“来新夏方志馆”、“来新夏著作阅览室”。
旧镇纪事
我的外婆家在钱塘江南岸的一个旧镇上，是位于萧山县西北的西兴镇。西兴是个旧镇，越国范蠡曾在此筑城，作为越国的渡口城堡，以其可以固守，命名固陵。南北朝时又名西陵，是钱塘江与内河沟通的要地。五代时因固陵的“陵”字，含陵墓之义不吉，遂改名西兴。宋设镇，元设场，明设盐课司，清以来乡镇迭用，成为水陆要冲，成为繁盛的集镇。
我的外祖父母在我出生前已去世，虽然我家住在杭州，与西兴只有一江之隔，但母亲很少带我去外婆家。直到七岁上半年，因为准备到天津来，母亲选了一个晴天的早晨，带着我去外婆家告别，我才第一次回外婆家。当时尚无钱江大桥，要乘布篷航船，江岸有较长一段浅滩，航船停在较远的江中，需要走近百米两人对行宽的木跳板。跳板用六块长木板搭在架子上，越走离地面越远，往下一看，令人头眩，加以跳板有规律的颤动，行人必须保持步履一致。母亲拉紧我的手，我也学着大人一颤一颤地合着拍子走。对岸的船埠头就是西兴。但需再走一段跳板，才到真正的岸上。离岸不远，就是进入西兴镇的关口——铁陵关。这是古代固陵城的遗址，当年离海塘很近，形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已远离江道，仅存关基遗址。过了关，就是镇上一条笔直的青石板路，大约走十分多钟，就到外婆家。大家说了许多惜别的话。傍晚时，母亲和我又匆匆返回杭州，所以我对旧镇的印象并不深。
九岁那年，因为父亲失业，四方谋食，居无定所，而杭州老宅，因父叔分别在各地谋生，祖父母也分别就养，无处安置我和母亲，所以只好把母亲和我送回西兴外婆家。在外婆家住了有半年多，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个旧镇。我的外祖父弟兄二人，外祖父行二，世代经商。直到我外祖父，才一意读书，而由大外祖去支撑商业。他们在大街的两侧开了两爿店，北面的是米店，南面的是南货店，由大外祖的两个儿子分管，大堂舅管南货店，二堂舅男管米店。米店是前店后厂，前后三进院落。店堂是高台阶，一半是L形柜台——银钱往来的地方，除了二堂舅和账房先生外，闲人莫入。另一半是若干米笸箩，装着各种不同的米，供顾客选量，有几个伙计在招呼客人，有时我也在店堂里玩。大外祖虽然读书不多，但经商很负责，从店堂卸下门板起直到晚间上门板收市止，除了吃喝拉撒外，他就坐在米店临街的一张高凳上张望，俗称“了高”，既照看米店，又不时往对街的南货店扫几眼，统管着两店的商业活动。在我寄居的半年多里，从未缺席过一次，极为敬业。我的外祖父母生有二男三女，我母亲是五人中的大姐，两位亲舅舅，一在杭城体育界，一在外地军界，到年底他们还可以回老宅分两店的红利。我有两位姨，二姨嫁到杭城一陈姓中学教员家，小姨也已许配给离西兴几十里地远的张家村张姓农民家。二姨早逝，留下小表弟天声。不久，二姨父也因精神分裂症而失业，父子二人孤苦无依，只好回西兴外婆家寄居。二姨父死后，表弟就由外婆家收养。小姨出嫁后过着中农的小康生活，直活到八十多岁。
我寄住在外婆家时，正是暑假期间，住在米店店堂后面的第二道院里，院里有一个大天井，东厢房是客房，我就住在这间客房里。房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条几、一张八仙桌子和几把椅子、条几上堆放着许多旧书和文房四宝。每天上午，我按照母亲的布置写大小楷，大楷临颜体《东方画赞》，小楷临王体《黄庭经》，读两篇《古文观止》，直到吃午饭。下午就是我的自由活动时间，客房的对面和后身是碾米和存粮的厂房，有两三个工人赤膊劳作，弄得满头满脸都是米糠尘末，流下来的汗水在面颊上划出一道道痕迹，米糠扬尘，弥漫着整间磨坊。我偶尔探头进去看一下，便呛得赶快退出来喘喘气。有时有大宗的买主，磨坊便要连夜加工，直到我入睡渐渐进入朦胧时，还能听到若断若续的隆隆声。我虽然还未能认识到这是一种剥削，但很同情工人的劳苦，也联想到生计的艰难，想到要好好读书，免得日后去做苦工。
我写完每天的大小楷后，除了偶尔为两店写点当日行情的招贴外，也从帖上描写双勾字模给两个比我略大几岁的学徒练字，有一次还接受一项“重大任务”，那是小姨为了还庙里的愿，要捐一份血书《心经》，求我为她工楷写一部血书《心经》。她在条几上的书堆里找到一本《心经》，打开不常用的一方歙砚，拿来两支新小楷笔，一锭朱墨。小姨也向我许了好多愿，如秋天带我去看社戏，每天写经时给我买点心，写完后再送我一把小算盘等等。我和小姨素来感情好，认为这不仅可以练练字，又能得这么多奖品，便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小姨非常高兴，用朱墨研了一砚台，然后划了一根火柴烧了烧准备好的绣花针尖，在自己的左手中指和食指上，刺了两下，翻过手来，挤了无数滴血，在朱墨里又磨磨匀，这就意味着这是“血书”。我一边在黄表纸上写血书《心经》，一边还按小姨的叮嘱，低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小姨临走时，又很庄重地嘱咐说，要用心写，如果心不诚，将来还愿送表时，纸灰不上升，要掉下来的。我答应小姨，一定诚心诚意写。十天过去，我终于完成了血书《心经》的缮写任务。小姨说话算数，除了送给我一把精制的小算盘外，还送我不少零食。她兴冲冲地拿着血书《心经》到城隍庙里去还愿，不到一小时，小姨满头是汗地回来，很兴奋地告诉我，她的血书《心经》焚化时，纸灰都飞扬上去，城隍老爷已经收了，她还告诉我已经代我求过平安了。我虽对这些事半信半疑，但还是谢过小姨。后来小姨嫁到张家村，家道小康，小姨父人很老实、生活过得比较惬意，据小姨对母亲说，和这次还愿有点关系，我也算为小姨做了件好事。
外婆家人丁不甚兴旺，只有大堂舅膝下有一儿一女。大表哥道隆比我大十岁，是个病秧子，据说得的是痨病（肺结核），成天咳个不停。母亲暗地里嘱咐我少和他接近，可是大表哥总爱和人们说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说着说着又喘得气息不接，要去吃药休息。大表哥有个比他小两岁的未过门的妻子，是米店旁边水果店徐老板的独生女，个子不算高，长得很漂亮，性情也很温和。她和大表哥从小在一起玩，很说得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感情也日深。两家的父母也都看在眼里，不久就为他俩定了亲。从此她就不常过来了。后来大表哥得病，她又经常过来帮大舅母做点家务，为大表哥熬药。外婆家老老少少都喜欢她，统称她徐姑娘，只有我和小表妹常在她耳边叫她大表嫂，经常得到她的娇嗔。
大表嫂做事于净麻利，在家除承担家务外，还不时帮着看甘蔗推，她用一把水果刀为甘蔗削皮截段，直立在一个浅水木盆中待售，空下来她就拿起手里的毛线活织毛衣。我和小表妹最喜欢她看摊，我们拿一两个铜板去买甘蔗段，大表嫂总是不收我们的铜板，还给我们每人一截甘蔗。我们一边嚼甘蔗，一边说闲话。有一次小表妹趁大表嫂不备，把她身后的毛线活抢到手，高高举起，追问大表嫂是给谁织的，闹得她满面绯红，最后逼得她供认不讳地承认是为大表哥织的，并答应为小表妹也织一件，才算了结。街上的毛头小伙子也为大表嫂的美貌所吸引，常在她看摊时来买甘蔗，为的是多看她几眼红润润的瓜子脸。这群混账东西还为她起了个“水果西施”的雅号，并在街上流传开来。大表哥的病情日渐深重，大表嫂的笑容越来越少；但仍然来做事、熬药。我和小表妹也不敢再无理取闹。大舅母是个比较开通的人，看到大表哥的病况，就想退婚。水果店的老板夫妇也表示同意，只有大表嫂坚决不同意。有一次，大舅母和大表嫂在一起说话，我和小表妹也在旁边听说话，渐渐说到大表哥的病情，大舅母婉转地劝大表嫂同意解除婚约，万万没有想到大表嫂一反以往温良恭俭让的常态，啜泣着说：我和道隆哥从小在一起玩，已经十四五年了，从来没有红过脸，也没有吵过嘴。道隆哥总是让着我，护着我。一般夫妻能够恩恩爱爱地过一二十年，就很不错，我已经很知足了。我愿意一辈子和道隆哥在一起。你们爱我，就不要再提退婚的事了。大舅母边听边擦眼泪。连我们两个小孩都抱着大表嫂哭。当时只觉得大表嫂真好，真有情意。后来，每当想起大表嫂的这番话，我很难想到，这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乡镇姑娘，竟能说出这种充满真挚爱意的道理，她的真情实意让大家再也无法提到“退婚”这两个字眼。第二年我离开旧镇后不久，大表哥的病情一天坏于一天，不知是哪个人提议用“冲喜”来挽救大表哥的生命，大舅母爱子心切又难以启齿，就托了一位老长亲去婉转通意，没有想到，水果店的老板夫妇还有点犹疑，而大表嫂却爽利地应承下来，情愿过门来亲待汤药。大表哥因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恋人来朝夕相处，被刺激得有半个来月病情有些转机，精神也好多了，实际上这种精神的预支，无形中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大表哥的病情每况愈下，不到三个月，他竟然舍弃父母爱妻，没有任何遗留地撒手西去。当我知道噩耗后，曾为大表哥的英年早逝流过泪，也为刚刚二十岁的大表嫂不该有这样的命运流过泪。大表哥过世不久，人们听说他们俩没有同过房，大表嫂依然是女儿身，便有些人来提亲，几次都遭到大表嫂的拒绝。她声称不是服从俚俗，而是相信命运和珍惜爱情，于是一面仍在外婆家操劳家务，一面笃志信佛。她曾发誓要三朝普陀，来祈求她和大表哥的美好来生。
解放后，米店倒闭，大表嫂以外婆家的代表身份参加南货店的公私合营，成为一名普通职工。她工作勤奋，为人忠厚，得到上下左右人们的好评与表扬。隔了五十多年，我重回旧镇，见到大表嫂，她除了一头白发外，还是那么漂亮利索，热情地欢迎我能去看她，做了很美味的素餐款待我。她详细地述说了几十年的过往痕迹，很得意于自已徒步两朝普陀，并等着完成三朝普陀的心愿。哪里想得到，这次离别后的第二年初夏，家乡写信来说，大表嫂在春天来到的时候，就因为一点点感冒，就去世了，活了七十多岁。临死时，没有痛苦，很高兴自己能和大表哥团聚，但她遗憾未能三朝普陀。
小表妹名蔼思，是大表哥的妹妹，比我小一岁。我到外婆家最早熟悉的就是她，小巧玲珑，甜甜地惹人喜欢。我们成天在一起，我叫她小表妹，她“还击”我，叫我小表哥。我多次抗议要她去掉小字，她很厉害，坚持不让，要么同时取消小字，双方都不肯让步，小表妹很调皮，又能说会道，她能讲很多乡里乡亲的故事，增广了我很多见闻。我写大小楷时她坐在桌子的另一面描红模子，有时一起到米店的米筐箩罩堆山玩，有时带我到对街的南货店偷零食吃。南货店有很多好吃的零食，如糖莲子、烘青豆、瓜子、花生米、酸梅、杏干、桃脯等等。拐形柜台上排列着许多兰花瓷器，柜台里的地上安放着十来个青瓷坛，上面盖着圆木盖，小表妹说两处都是吃的，柜台上的是样品和小量供应，要买大量就从缸里去称。小表妹还教唆我如何偷法，她说，坐在木缸盖上，乘伙计做生意时，用屁股撵几下成了一条伸得进手的缝，就探手去抓一把，放到口袋里，再等机会，一连三次，就够吃半天的。我到南货店去，常常被作为客人，伙计们常围着我说话，小表妹就乘机把我最喜欢吃的糖莲子、烘青豆、陈皮梅，装满几个口袋，然后偷偷拽一下我的袖子，我们就跑到店后傍河的那张有栏杆的长椅上，相依相偎地边吃边说话。小表妹很会闹，有时乘我不备，在我的面颊上亲一口，立即跑开，我会在后店堂里追得她乱跑，双手捂着略带鲜红的小脸吃吃地笑，直到她告饶才算结束。有时我们相偕穿过南货店旁的小弄。到镇上那条河的岸畔，坐在常有人坐、磨得光光的长条青石上看船。这条河四通八达，可以坐着中型的摇橹木船到县城萧山去，也可以坐小乌蓬船到若干农村的河汊子里去。母亲曾带着我和小表妹坐小乌蓬船到张家村小姨父家去商量小姨的婚事，一路上我学着小表妹的样子，把手伸过船帮在河里捞小乌菱，小乌菱很容小易剥开，里面的菱角很鲜很嫩，回来时小姨父家又送我一小篮煮熟的小菱角，虽然也很好吃，但总不如自己捞来的小萎角好吃。有时候小表妹又带我去那条河尽头的龙图庙里去拜包公；她调侃我，说我和包公是兄弟。原来我在襁褓中，长期腹泻不愈，人很孱弱，大家都担心我长不大，后来，在大舅母提议下，母亲抱我到龙图庙里，寄养在嫂娘陆氏夫人名下做义子，祈求得到她的庇佑。这段隐私不知怎么让小个表妹探听到，就用来取笑我。
每天晚饭后，天色渐渐黑下来，在米店上门板前，常有五六位老人，拎着长烟袋，到店堂来聊天，晚到的就要敲门板，开一扇小门板，侧身而入。这些老人都是大外祖的朋友，是钱塘江岸的沙地经营者，当地人称呼他们为“纲司”，大概是总管的意思。晚间的聊天，大外祖是当然主持人，供应烟茶。聊天的内容不外是县里镇上和沙地的马路新闻，有古有今，男女老少的事都会涉及。我和小表妹都是聊天会的固定旁听者。我从中得到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小表妹往往听不多久就打瞌睡，有时会歪到我的身上。大舅母总能适时出现，把她抱回去睡。第二天我就嘲笑她是“懒虫”，她则追问我昨晚听到的那些有趣故事，求我说给她听。我常常把老人们讲的事添枝加叶，又敷陈一下，让小表妹呆呆地听得入神，她有时会抿着嘴，笑出两个小酒窝来。
最让我激动兴奋的是，秋收后小姨带我和小表妹到乡间去看酬神戏，也就是鲁迅所写的那种社戏。开戏总在天黑透以后，一直演到第二天凌晨。临去时，大外祖会从他的大襟衫的里口袋掏出一小把铜板分给我们，但总被小表妹一手接过，放进她的口袋，我是第一次看到野台班子的戏台，很新奇。戏台是傍着一条小河搭的，一大半在河面上。两根主要大立柱在河里，另两根在地面上，前台底下一排卖零食的小贩。岸边的斜坡上一排排放着许多像楼梯似的高椅，人约有五六层，都是当地人扛来占据有利地形招待亲友的，小姨带着我们被一家老亲安排在一处面对戏台的高椅上，我们坐在第四层，又好看，又便于上下。坐定以后，小表妹开始踩上蹿下地买零食给大家吃，用完口袋里的钱，她便向小姨索取，说是招待小表哥的。又带我下去在摊上吃鸡汤粉丝、麻团、汤圆、炒年糕等等。她已不是第一次看这种戏了，所以很有一副行家里手的样子。戏还没开场我已经吃得饱饱的。戏台上开始响场，敲打过三通锣鼓后，就开戏了。头一出是跳加官，一个带面具的官在台上跳来跳去，时而上下展示一幅写有“天官赐福”、“加官晋爵”和“福禄寿禧”等吉祥话的小轴，接下来是福禄寿三星上场，福星手里拿着一枝插满海棠、红果等小果子的树枝，边舞蹈，边往台下抛撒果子，人们纷纷抢接。台上似乎由检场人在向福星不断暗递果子，因为直到福星下场，他拿的树枝上仍是果子满枝。小表妹早在台下等着捡抢，一会儿就用衣襟兜回来不少果子，其中也有是老亲们捡放进来的。正戏演的是全本《白兔记》，戏文是五代十国刘知远的故事，刘知远穷困投军，在途中与李三娘结亲，离别后李三娘怀孕，不容于兄嫂，结果在磨坊产子，用自己的牙咬断了脐带，但无力抚养，就拜托土地爷把咬脐郎送往刘知远处，士地爷承担重任启程后，沿路唱三娘的苦状。走了几圈，主地爷就跪在台口，诉说没有盘缠，乞求台下听众资助，全场立即轰动起来，许多人往台上扔钱，检场人就满台捡钱，大约三四次求助，据说这也是戏班子的一大宗财源。戏演到快天亮时，刘知远已是北汉王，咬脐郎也长成一个威武雄壮的少年，奉父命回来寻母，途中箭射一只白兔，始终不中，直追到一个挑水妇人附近，箭射中水桶，白兔不见，咬脐郎扶起摔倒的妇人，相互诉说辨认，母子相认，全家团圆，整奉大套的戏就由此告终，人们纷纷散场。我的那位小表妹仍然像听老人讲故事那样，半夜以后就睡着了，只好由小姨把她揽在怀里，直睡到散场，才睡眼朦胧地醒来，还撅着小嘴，埋怨别人不叫醒她。回家路上她继续问昨夜睡着后的剧情，她特别关心咬脐郎是不是送到，母子是不是相会等等，小姨一面走，一面给她说个不停，一直说到家。
暑假过后我被送到镇上的铁陵关小学三年级插班，小学设在一所寺院中，规模较小，二、四年级合在一个庙堂里上课，由一位老师轮番教，让我感到十分新鲜。小学离外婆家不远，大约有五百多米，来往都要走镇上唯一的一条青石板路，路不很宽，却是从船埠直通县城的通衢大道。我每天要往返四趟，街上总是那么熙来攘往，尤其是航船到埠的那一刻，挑担提包，扶老携幼的人群，显得旧镇非常繁华，街上饭馆、茶馆、水果摊、点心摊最多，最引入注意的莫过于饭店的小伙计，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系着青布围裙，肩上搭着一条雪白毛巾，一手托着一碗里一半外一半的白米饭，临街而立，大声招呼“吃饭！吃饭”地让客人进店。我很喜欢看那碗饭，尖尖地在碗外竖得高高的，常常跑几家饭店，来比较哪家的饭尖高。我最喜欢雨天在青石板路上走，因为我穿一双用桐油油过的短靴子，靴底下有好几排铁钉子，走在青石板上，丁丁橐橐地像敲小锣似的，上面再撑一把桐油黄布伞，任凭雨下得再大也能安详地缓缓行走。为了感受这种清新的旧镇情韵，我有时往往会来回走好几遭。静静谛听淅淅沥沥的雨声和丁丁橐橐的钉鞋声非常和谐的合声。
第二年春天，因为父亲在天津有了固定职业，我和母亲告别了外|婆家，离开了旧镇。小姨和小表妹直送到航船埠头，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航船的启动，遥望小表妹好像在抹眼泪。几年过去，旧镇的印象渐渐冲淡；但是小表妹的倩影却比较清晰地存在我心里。抗战的第二年，在大舅母的来信中，说到小表妹已被她做伪镇长的亲舅舅作为人质，由日本招募去“留学”，一直没有一点音信。时隔多年，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解放后，家里忽然收到小表妹从沈阳寄来的一封信，述说了她二十多年的经历，初到日本后，先在一家军医院当护士，日本战败后，她又读了医学专科和医学院，就在医院做医生，和同学东北人王某结了婚，有一个女儿，去年回到王某的老家沈阳，在一所医学院任教。以后也再没有什么往来，童年时的那段感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地淡化了。
离开旧镇半个多世纪，一直没有回乡的机会。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已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才接受家乡的邀请，怀着一种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喜悦与深重情意，重回故土。我企盼家乡发生巨变，但也担心会失去我童年时的色彩。我特意从县里回到旧镇去寻梦，但已很难从旧镇中找到半个世纪前的那些美丽的痕迹。米店早在几十年前就倒闭了，南货店也已变成一座规模宏大的食品店，用钉鞋能敲出动听乐声的青石板路也已改建成相当宽阔的洋灰马路。人们已不再坐航船，而是坐汽车从钱塘江大桥疾驶而来，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时代的巨轮会碾碎旧的一切，但终难抹去怀旧情思，我为社会的巨变讴歌，我也为失去的旧情惆怅。难道这种矛盾就是一种老人的心态么？
引自《杭州乡土语文》书影
